最早的西方神话对好奇心持有警示的态度：亚当、夏娃与智慧果，伊卡洛斯与太阳，潘多拉的盒子。早期的基督教神学者是谴责好奇心的，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宣称：“上帝为有着好奇心的人打造了地狱。”甚至人文主义哲学家伊拉兹马斯（Erasmus）也曾说，好奇只是贪婪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在大部分西方历史中，好奇心都被视为人类心灵及整个社会的腐蚀物，甚至堪比毒药，称其能误导人类，已是最客气的描述了。

人们之所以会对好奇心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它难以被约束。它不喜欢循规蹈矩，它会假定所有的规矩都是暂时的，都可以被一个从未想到过的聪明问题打破。它不屑于使用那些被获准的行事方法，而趋向于走个性化的道路，不按部就班，可以随性地改变方向。概括地说，好奇心是离经叛道的。在某种程度上，遵循好奇心会使人陷入与权威的冲突中，从伽利略到达尔文、再到乔布斯都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把秩序放在至高位置的社会，会努力压制人们的好奇心。相反，一个崇尚进步、革新和创造的社会，不仅会鼓励和培养人们的好奇心，还会把探索精神视为社会最有价值的资产。

在中世纪的欧洲，探索精神——尤其是质疑教会或国家的诏令——是会受到谴责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期间，人们开始怀疑这种存在已久的人们普遍认同的想法。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社会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将依赖于那些有好奇心的人，并开始鼓励大家去探寻问题而非无视或压制问题的来源。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推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创新和科学的发展。

那些迈出了解禁好奇心这一伟大步伐的国家都纷纷呈现出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在当下，我们无法确认我们仍处于黄金发展期抑或是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发展暂缓了。除了互联网，那些可以使西方社会在全球发展中遥遥领先的革新已经寥寥无几，既便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亚洲和南美洲也尚未出现类似的自主创新。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泰勒·科文（Tyler Cowen）把当前的这一阶段称为大停滞时期（The Great Stagnation）。

科文认为，发达国家正艰难地处理着由于自身之前的成功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如今要想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显得更加困难。新的挑战是如何使更多的人渴望去学习、探寻和创造，而非只是简单地将更多的人送进学校。

与此同时，像中国和新加坡等亚洲社会的领导者们也在思考如何将探索精神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逐渐贯彻到教育体系中，因为他们意识到过于服从权威的人极少能创造出超越前人的成就。这个世界需要更多有好奇心的学习者。

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认为，推动工业革命的那些最基本的草根精神正在被国家机器及企业官僚主义所遏制。在一个关于费尔普斯研究成果的圆桌会议上，美国纽约银行梅隆公司（BNY Mellon）的一位高级执行官告诉费尔普斯：

“作为一家大型全球金融机构，我们每天都要艰难应对的正是你刚刚提到的很多情况……管理层和企业协会想要我们更加遵纪守法，而我们则希望创造出一种更具协作性、创造力和竞争力的企业文化。我们需要我们的员工有积极性、有探索精神、有想象力，并且有各种想法和好奇心，从而能够推陈出新。”

真正具有好奇心的人在未来会越来越受青睐。雇主希望雇用那些能够自发学习、强烈想要学习的人，以及能够解决难题和提出尖锐问题的人，而非仅仅只是完全照章办事或者完成任务的人。这些人有时候并不好管理，因为他们的兴趣和激情可能会让他们不按常理出牌，而且他们也不会被轻易灌输应该怎么去理解一个问题。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雇用他们利大于弊。

有好奇心的学习者会探究得很深很广。这一类人最适合在对学识要求高、对认知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领域就业，比如金融业或者软件工程行业。他们也许有能力把不同领域的知识创造性地连接起来，从而产生一些新想法。同时，他们也最适合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里工作。因此，他们的工作是最不容易被智能机器替代的。

在一个科技能够快速替代人类工作的时代，仅仅靠聪明是不够的。计算机很聪明，但是无论它被设计得多么复杂精妙，它也没有好奇心。

换种说法就是，有着高认知需求（need for cognition，NFC）的人会越来越有价值。认知需求是一种对求知欲进行科学量化的方法。拥有想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动机是人类共有的特性，但有的人总是在寻求捷径，有的人却喜欢一边走一边欣赏沿路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