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追寻怎样的工作安全感


    发达城市,由“工作安全感”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越来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工作安全感”也可以成为一种追求个人能力极限的驱动力,它极大地促进了个体成长,潜能发掘和自我实现。

    自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在《心理学评论》第50卷上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中提出“需要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以来,工作与安全感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在“五层次需要说”中,“安全感”(Need of Security)仅仅位居倒数第二位,属于较低层次的需要。然而,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发达城市,由“工作安全感”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越来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工作安全感”也可以成为一种追求个人能力极限的驱动力,它极大地促进了个体成长,潜能发掘和自我实现。

   遗传的证据

    传统理论认为,古人类出于捕猎的需要进行团队协作,这种协作对大脑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然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罗伯特。萨斯曼最近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几乎颠覆了这种迄今为学术界公认的观点。

    萨斯曼仔细观察了大量南方古猿和原始人的骨骼化石样本,并在很多样本上发现了野兽的齿痕。这显然是野兽在捕杀体形比现代人小得多的原始人时留下的。这些食人猛兽有剑齿虎、鬣狗和鳄鱼。此外,猛禽也曾啄食我们的祖先。要捕猎这些凶狠的野兽,原始人必定要冒极大的风险。另一方面,萨斯曼根据南方古猿的牙齿判定,当时这种古猿可能从未吃过肉。他由此得出结论:古人类进行团队协作是为了抵御猛兽而非狩猎。他推测,我们的祖先很少主动攻击凶狠的野兽,反倒时常惊慌失措地逃窜,寻找躲避野兽袭击的藏身之地。不仅自卫行为如此,储物行为也被认为具有其神经生物学的基础,可以追溯到人类住山洞,必须储藏食物过冬的时代。由此看来,至今影响人类大脑的并非捕猎所带来的“成就感”,而是祖先出于强烈的求生自卫经历,通过分工协作而苦苦寻求的“安全感”。

     幼儿的启蒙

    现在,中国大城市中60%的家庭要把1/3的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整个中国的父母似乎都陷入这样的两难中:一方面他们希望孩子一生幸福,认为刻苦读书和顶级教育能够增加孩子成才率;但是许多家长也暗自担心,一味按自己的意愿给孩子施加巨大压力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有教育学专家从亚洲地区历史形成的“不安心理”找到亚洲父母尤其热衷于子女教育的原因。越南、朝鲜、印度和台湾地区等地的家长大部分都经历过动荡不断的历史,如革命、洪灾、饥荒、逃难、政变甚至独裁,他们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由穷变富的急剧变化。所以,他们坚信“教育才是最安全的资产”,教育是工作的必需,也是一跃进入上流社会的手段。这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惟一性”、“长期性”和“难以剥夺性”。即使各个国家完成了经济转型,金融危机或是非典疫情仍会触动人们不安全的心理。

 

  青年的梦想

 

除了望子成龙、望女成风的观念之外,中国根深蒂固的家族荣誉感和面子观念也是原因之一。另外,单是考虑到整个亚洲地区经济的飞速增长,便足以解释为何每个人都对孩子那么苛刻。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埃斯特说:教授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承父业,成为医生或是工程师。没有得到良好教育的家长则希望孩子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未来。而所谓的继承,正是亚洲家长和子女对于工作稳定性和保障性的追求。

而持续升温的国家和地方公务员考试也说明了这一点,公务员被许多家长和学生视为最有保障、最为稳定的定心丸。据统计,2001年招考报名人数为329042002年则上升到62268人,增加了89%2003年招考报名人数为121165人,比上年增长95%2004年招考报名人数达到了360240人,增长了197%.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中央国家机关招考报名人数为541552人、通过资格审查的合格人数达到310656人,均创历史新高。同时,经过四年高等教育的本科毕业生工作期望却不容乐观。据中国高校就业信息网“2005大学生就业薪酬调查报告结果显示:67.9%的本科毕业生实际薪资标准主要集中在20014000元,而近半本科生期望薪金只有10002000元。(接下期)

 

    中年的困惑

 

    中国家庭对于子女前期的教育投入不可以说不巨大,然而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呢?安全感是否可以因自身工作经验的丰富和教育投资的完善而尘埃落定呢?事实并非如此。以中国香港为例:香港城市大学管理学系在20041月进行了一项港人超时工作的调查,以电话访问了505名全职雇员,年龄集中在2049岁,工作平均年数为15.7年。结果发现:港人工作时间为全球最长,每周平均工作51.3小时,比政府建议的44小时长7.3小时。超过2/3人需要超时工作,每周平均超时工作5.2小时。其中约24%的人每周工作5060小时,12%的人超过60小时!香港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比欧洲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如英国、希腊、奥地利等长8小时。

 

    无独有偶。香港中文大学课题组于2006年初成功以电话访问500名本地私营机构雇员,发现49%的受访者经常超时工作,每周平均工作时间约50小时。多数高超时受访者认为,自己职能超然,无法被其他同事取代,加上自觉有责任完成手头上工作,故自愿超时工作。即使只有1/3的雇主提供超时津贴,高超时的受访者也表示不太介意:讲心不讲钱!不过,他们也承认,每周工作44小时较合理,由于长期超时会令身心疲惫,萌生离职念头。心理学系副教授区永东指出:高职位打工仔为获取满足感和成就感,自愿超时工作,有异于蓝领人事为赚取更多报酬而超时工作。他认为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价值观问题”――当老板经常超时工作,员工也不敢准时下班,超时工作便习以为常。

 

 

   工资PK工时

 

    “工作不安全的现象之一是担心因工作不努力被解雇,或者因价值观不匹配而被炒鱿鱼;而另一种就业贫穷的状况则更为普遍,即全职工作的收入都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此时,雇员会加班加点,还是选择寻求法律和社会保障支持,或者采取其他极端措施?不可否认,就业贫穷会增加员工的心理和生理负担。试想在温饱这一基本需要都不能保证的前提下,员工还会努力工作吗?由此而引发的不安定因素将层出不穷。

 

    香港大学最低工资及标准工时意见调查课题组在20057月对510名年龄分布在1560岁的香港居民进行了详细的抽样电话调查。其中只有35.7%的被访者知道就业贫穷一词。在告知其意义后,有64.0%的被访者认为制定最低工资是一个减少就业贫穷的有效方法,有23.6%的被访者表示反对。与此类似,高达59%被访者认为立法制定最低工资的好处是保障工人的最基本生活水平,有15%的被访者认为能够减少雇主剥削的机会6%认为可以防止工资持续下滑。关于制定最低工资的坏处,有17%的被访者认为增加成本,削弱香港的竞争力13%的被访者认为最低工资最终会变成员工最高工资8%认为破坏自由市场调节的原则以及雇主会解雇、增加工作量或减少其他福利。另外,本调查中有23%的市民认为没有坏处28%的市民认为不知道或者不好讲

 

     最终结果显示,在被访者中有45%的市民赞成设置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9%的市民双双反对;7%的市民赞成最高工时但反对最低工资,8%的市民赞成最低工资但反对最高工时;另有31%的市民选择无所谓或者不知道、很难讲。课题组认为:市民普遍支持立法制定最低工资及最高工时,但亦普遍认为应该根据不同工种、行业分开处理。倘若立法制定最低工资及最高工时,市民倾向接受比较严格的立法标准,即规定最低工资的水平比最低工资的合理水平略低,而规定最高工时的水平则比最高工时的合理水平略高。

值得关注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前沿。因此,香港昨天遇到的问题,也是中国内地现今所面对的难题;港人当下面临的困惑,也许正是我们即将碰撞的顽石。所以,香港三所大学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不仅具有回顾性,更具有前瞻性。

 

(选自盛心阳光EAP月报)